在新技术刚出现时，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想当导演，都想拍电影、纪录片，随着技术的普及和不断更新，这种激情反而淡化消退。大众录像的激情也如流行音乐一样昙花一现。
在 2003拍了第一部短片《白日梦》后，我的DV也束之高阁，主要是对这种创作方式感到不适，踩景演员调度什么的，头脑完全乱掉。比较喜欢一个人静静的闭门 造车，于是整天泡在网上研究各种软件和代码和互动技术。周围也没这方面同好者，只能独自瞎鼓捣。从Flash开始，做了一系列的不成熟的网络互动动画，大 概的作品有《吴先生》系列、《遨游记》、《变形记》、《幻想记》、《山中公园》，同时也做了几件互动装置类的作品，有《反恐》，《从天而降》。
当时动画主流是Flash mtv,网络上非常流行，号称“闪客”。多为流行歌曲配图，比较俗媚，觉得这么做特没意思，尝试做了个《等咱有钱了》的网络音乐动画，比较荒诞现实主义。
2005开始放弃互动创作，一是知识结构和技术的匮乏，二是设备和展示的多种困难。逐渐把创作方向转到纯叙事本身，做了一批纯动画作品，包括《剧场》三部曲、《出游记》、《鲤鱼》、《春天俱乐部》《乱花》及2008的八屏幕作品《蜘蛛的圆周》。
对我来讲比较重要的是俚语词典的概念，对语言中的图像开发及构建图像系谱，这个和我的工作方式有关，在日常中不断的挖掘和记录新的图像。拥有一定数量的图像信号后往往里面会隐藏着一件作品的叙事。但这里也有个问题是不同语境的观众往往不会体味到里面的象征和寓意。
为什么选择动画这个形式，一是自己对图象比较敏感，二是创作中边做边想的不确定性，不断翻来覆去，这种大消耗的劳动只能是私人的工作方式。
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作品，一条线索是从生理的身体过渡到社会学的身体，有个由“内部”到“外部”的过程。另有三个关键词：一为剧场和马戏团的概念，二为广场和道具，三为神话和典故。关注视角的演变和阅历、年龄和环境的变化有关，作品从荒诞幽默愈发黑色严肃。
所谓的“独立”在中国的语境里意味着和官方主流腔调不一致的公共立场。随着社会公共空间的不断收缩和压制，愈来愈多呐喊回响于底层角落。对我来讲：在一个荒诞压抑的极权社会里，寓言可能是最好的排遣、保护和发出声音。